在各種人權的侵害中，性侵害一直是最嚴重的傷害之一，從許多文獻中看到，性侵害不只是性侵而已，往往還包含了人身安全與人性尊嚴方面的侵害，對人權侵害的嚴重性可見一斑。但由於性侵害往往涉及個人隱私，外人不易有關心的機會與途徑，無論是事後處置或事前防治，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當前的性侵害預防機制，還有許多改進的空間。以原住民族為例，就可能因為服務觸角難以深入社區，難以有效建置防治網絡，但如同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紀執行長惠容在監察院於102年6月7日所舉辦的「102年婦女人權保障實務研討會」上所言，臺灣當前的性侵害預防機制，仍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思維所設計，導致防治效果不彰，亦容易使原住民族落入污名化的窘境。

原住民族遭受性侵害現況問題
為了能深入瞭解原住民族的性侵害問題，必要時更要建構以部落為主體的防治工作模式，將防治觸角深入原住民社區，以提升防治效果，監察院在102年7月12日決議推派時任副院長的陳進利委員、高鳳仙委員及劉玉山委員進行調查，調查對象包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衛生福利部、內政部警政署，希望能對原住民人權，能有更進一步的保障。

調查結果發現，根據衛生福利部提供的資料，自100年至102年上半年，原住民族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分別為832人、923人及474人，分占原住民人口數0.16％、0.18％及0.08％，受暴率分別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國民3.5倍、3.5倍及4倍（如表1）。

若以每萬人性侵害通報被害人數相較，根據原民會提供的資料，99年至101年間以本國籍原住民族12.1人至15.1人最多，本國籍非原住民族為2.85人至3.54人，同樣也證明原住民族的受暴率，是非原住民族的4倍。

而同時期未滿18歲原住民族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分別為688人、744人及386人，分占原住民族通報性侵害人數82.8％、81％及81.4％，反觀未滿18歲非原住民族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分別為6,152人、6,479人及2,880人，分占非原住民族通報性侵害人數73.2％、71.4％及67.9％，顯示原住民族未滿18歲遭性侵害之比率高於非原住民族。

高鳳仙委員指出，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族群，12到18歲者遭性侵害的通報比率都是最高的，但12歲以下也有可能是因為不易察覺，通報比率才會低於12到18歲。

但調查結果也發現，原住民族受性侵害案件通報樣態趨勢，113及各地防治中心通報次數所占整體通報比例約為1成，透過相關責任人員通報者，如警政單位（約占2成5）、教育單位（約占3成3）、醫療單位（約占2成5）合計占近9成，而且不論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籍，其性侵害案件通報件數均呈現逐年成長之趨勢，原住民族性侵害案件通報樣態趨勢，大致也與全國樣態一致，無顯著差異，證明責任通報人員確實有落實通報制度，民眾也已逐漸提高人身安全保護意識而願意求助。

但通報機制既然有發揮作用，為何原住民族的受暴率卻明顯高於非原住民族？唯有瞭解箇中的原因，從根本問題著手，才能找到正確的解決之道。

部落文化對性侵害防治的影響
衛生福利部對原住民族的性侵害防治措施，主要是以三級預防措施為主，初級的事前預防措施，是以加強身體自主權觀念與自我保護意識之教育宣導，如研發製作教學光碟及宣導影片，並加強大眾宣導，深化性平意識等；次級的事發因應措施，則是落實責任通報、暢通求助管道，如強化責任通報人員敏感度、暢通113保護專線通報窗口等；三級的事後處理措施，則是周全被害人保護並落實加害人處遇監督機制，包括對性罪犯落實獄中治療（法務部主管）、刑後強制治療（法務部主管）、社區處遇及監督機制（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共同辦理）、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內政部警政署）。

但調查卻發現，臺灣當前的三級預防措施，仍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思維來設計，在缺乏文化敏感度、性別意識的工作模式下，難以深入原住民族社區建立防治網絡，導致防治效果不彰，亦容易使原住民族落入污名化的窘境。

高鳳仙委員指出，「文化不能作為施暴的藉口，不能變成沒有法律的世界」，但原住民族受性侵問題有其本質上的特殊性，卻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原住民族的社群關係相當緊密，族群關係的壓力比非原住民族要更大，就算是家暴，也比較不敢去尋求外界援助。

因為，此類問題不僅會牽涉到當事人雙方，更會影響到整個部落，也讓部落文化對於原住民族的性侵害防治措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以泰雅族「gaga」文化為例，根據102年6月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研究生陳文華的博士論文「社會工作專業與泰雅族文化之衝擊與統整」指出，「gaga」在泰雅族生命中，是凝聚族人認同非常重要的生活規範，部落祖先平常教導孩子們在生活中的道德規範，部落族人要去遵行，族人若能遵守gaga，就不會受到Utux（泰雅族語，意指祖靈）懲罰。

但泰雅族「gaga」文化視受害者被性侵害的原因，卻是一種「罪惡與詛咒繁延的觀點」，而因此受到Utux懲罰，同時對加害者會以輿論、嘲笑的方式來制止。由於泰雅族人對Utux極為敬畏，也導致泰雅族受暴婦女寧願捨棄正式部門的求助管道，而優先尋求傳統文化的途徑來解決。

調查發現，過去曾有案例是父親性侵女兒，事發後卻導致整個家庭被部落責難，最終甚至演變成父親及母親各自家族破裂，被迫離開部落。原因在於母親必須要保護孩子，一旦家庭發生問題，全部落都會知道，而讓母親感到羞愧，因此不是所有的媽媽都願意求助，而且若未停止親權，孩子會被認為係因其求助而造成家族破裂，進而受到母親的壓力而事後翻供，更因此讓性侵害真相難以查證，而衍生更多的糾紛。

部落關係的緊密，往往也導致加害人在定罪前，因可能就住在被害人家附近，若未能羈押，則可能會造成被害人有形無形的恐懼，而現行制度若對被害人隔離，又不利於被害人蒐集證據。

此外，原民會指出，原住民族在社會、經濟、教育及就業等指標上，相較於臺灣地區一般民眾，仍存在著部分落差，此相對劣勢的狀態，使個人及家庭處理日常生活需求上增加許多困難與問題。如弱勢家庭因住所空間隱密性不足，自我保護概念亦有所不足，也容易導致性侵害的案例發生。

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特性，影響著原住民族處理性侵害案件之態度，私下和解不但居於多數，而且往往是透過部落的非正式機制（如耆老或家族的協調）私下和解，導致不願意通報的比例及受到的阻力，居高不下。

但高鳳仙委員也指出，隨著部落長老逐漸凋零，長老會議的影響力現在也已式微，其實早已無力防止性侵害問題，還是需要現代的法律介入。過去就曾有過案例，部落長老希望將受害者交給家中的奶奶保護就可以了，但由於部落的社群關係緊密，保護的難度很高，卻沒有人有能力去監督，如果法律無法介入，很多人的權益就無法受到保障。

酒後施暴及兩小無猜合意性交 影響原住民族性侵害防治
除了部落文化影響三級預防措施難以發揮功效外，據諮詢學者表示，從102年1月至7月的原住民所發生的刑事案件中，以違反公共危險法令為最高，法扶基金會登記有案的案件數就多達800件，其實就是酒駕，顯見飲酒文化在原住民族的生活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一旦喝酒過量，互動自我控制及認知判斷的能力就會弱化，當理性降低，加上環境不利人身安全時，加害與被害者彼此熟識之間的性侵害案件也會隨之增加。

但目前衛生局並無提供原住民族部落的戒酒方案，只有提供解酒方法，且需自願性，雖然性侵害案件發生時，可以透過保護令令其戒酒，但成效有限。原住民族未成年者提早飲酒的情形，也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由此可知，要瞭解原住民族性侵害應如何防治，還是要回到原鄉生活狀態去理解。由前述調查資料可知，原住民族性侵害案件以12歲至18歲通報比率最高，但在實務現場卻是以兩小無猜的合意性行為案件最多。

調查並發現，因為在部落中大家都知道，因此遇到這種事，部落也不想做壞人，許多學校老師及社工也因為往往都是部落族人，常面臨通報的兩難。

事實上，在調查過程中，經諮詢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師後得知，原住民未滿18歲的性侵害案件，多以兩情相悅為理由避免進入訴訟過程，甚至還有受侵害者因懷孕而結婚，但由於侵害人會娶被害人，只是為了避免被告，實際上並不想結婚，最後往往以離婚收場之案例發生。

另外，調查過程中也曾諮詢專門研究性犯罪的國立大學教授，發現原住民族的居住空間與經濟環境，也與性侵害比例偏高有關。例如因為住宅房間數量不足，不同手足仍住同一房間，以至於手足性侵害情形時有所聞。專家認為，空間介入有困難，至少須進行親職教育，而且不能只是針對孩子，其父母也應要加以教育，讓父母意識到性關係的行為對孩子的影響。

尤其據統計資料顯示，原住民遭性侵害之被害人亦以12至未滿18歲居多，顯示學生在培養性別意識及對性侵害的認識與預防仍有待加強。

目前兩小無猜案例，少年事件處理法多半會以輔導教育代替刑法，通常刑度不高，目前多以保護管束處理，而且還有保護官輔導處理，但最大的麻煩是沒有保密，在原住民部落關係緊密的現況下，如果沒有特別的因應之道，保護管束可能反而造成當事人困擾。

此外，校內行政調查的方式，由於比較類似司法調查，輔導的功能仍有待加強。尤其在小學校中，很容易被發現加害者及被害人的身分，往往導致許多老師因為人情壓力，而不願意組調查小組，影響性侵害防治。

因此，除了教育部應加強學校推動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強化學生性別平等的意識，以提昇其面臨性侵害犯罪、危機及防範之認識、處理與技巧外，更應該要針對危險族群強化性教育及預防界線，從基礎教育著手，告知其區辨是非對錯。

高鳳仙委員指出，其實公權力能否介入家庭問題，即使是非原住民族，也是經過很多年的教育，才開始漸漸被接受。原住民族的性侵防治教育宣導，不管是父母保護意識或小孩自我保護意識都不足，對於原住民族的相關教育，顯然有加強的必要。

扶助金額及社工人數不足 跨部門缺乏橫向聯繫
但調查卻發現，衛生福利部雖然已經考量原住民族特殊的文化處境，推出各種因應措施，如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補助項目及基準，都已將推動原鄉部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直接服務工作列為政策性補助，且放寬補助專職人員服務費的資格條件，另考量原鄉地區招募社工專業人力不易，並增設專案人員服務費，俾利實務經驗豐富之工作人員能續留原鄉提供服務。

但在扶助金額方面，98年扶助本國原住民新臺幣7,378,492元，99年卻遽降至4,443,439元，減少40％；100年雖調升為5,929,522元，但仍較98年之金額減少20％。而且98年扶助本國原住民7,378,492元，約占本國非原住民56,202,215元的13％；但99年扶助本國原住民金額4,443,439元，就遽降至占本國非原住民53,946,316元的8％；100年扶助本國原住民5,929,522元，也只占本國非原住民66,581,136元的9％。

高鳳仙委員指出，其實不只是原住民，所有族群的扶助金額都有減少的現象，但原住民族的部分特別嚴重，原因可能是因為地方縣市政府提供給衛生福利部的資訊不夠確實，但原住民受侵害人數與扶助金額明顯不成比例，顯然給的不夠多，而且很多補助項目也減少的令人覺得不盡合理，但哪一個縣市比較嚴重，還必須進一步瞭解，衛生福利部未來應該要更積極監督。

除了扶助金額大幅減少外，調查結果也發現，原民會於原住民地區成立的56處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下稱家婦中心），設置目的之一為建構具有文化脈絡與區域差異以及原住民族福利服務輸送及部落資源網絡體系，以解決原住民族社會問題，本應提供原住民遭性侵害之預防、通報及後續原住民個案陪伴輔導，但該中心人員卻出現人力短缺，專業督導能量也有不足的現象，而且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與各地方政府依法設置辦理的性侵害防治及保護事項的性侵害防治中心也未能充分合作，影響原住民族性侵害防治效果。

原民會目前是將原住民族地區依各地「原住民人口數」、「服務幅員」及「交通便捷性」分一、二、三級制，新設置的都會地區一律列為第二級，家婦中心社工員均為1至2人，佐以社工助理1至2人，最多4人之編制，惟家婦中心既定位為推展原鄉社會工作，僅配置至少1名，至多2名具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人員辦理專業業務，人力實為不足。

且家婦中心係透過各地方政府，結合非營利組織設立推動原鄉社會福利工作，舉凡立案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宗教組織、社會福利及文教團體均能承接，各承接團體性質有其基本主要業務，關注重點各有不同，加上原承接單位非社會工作專業團體，對家婦中心的專業督導機制也有所不足。

探究其因，其實與家婦中心妾身未明，定位不明有關。家婦中心計畫係依行政院原民會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計畫所建置，但工作項目無公權力及法源，工作人員也均屬民間團體委辦人員，卻需負原住民性侵害之預防、列管、通報及後續輔導，並兼負與政府各部門整合聯繫資源的工作，要處理個案及行政工作，人力又不足，又因為定位不明，與其他公部門連結單位之間的配合也存有難處，都是家婦中心執行業務困難的原因。

但高鳳仙委員認為，原住民族的性侵害防治，最好還是交由家婦中心的社工來執行。因為衛生福利部及各地性侵害防治中心，雖然才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主管機關，但由於其服務對象並不限是否具原住民族身分，不會針對原鄉地區的特殊需要提供服務，如原鄉部落因為地處偏遠，資源輸送不易，可近性、及時性不足，有時要拿診斷證明書或報警，都會比較困難，恐怕會有緩不濟急的問題。

反觀原民會於原鄉設置的家婦中心，不但已將觸角深入原鄉，以原住民族為服務對象，而且社工人員平常就已與原鄉部落建立關係，也比較瞭解原住民族的文化習俗，由其來扮演溝通折衝的角色，比較不易發生爭議，原住民也比較可能願意站出來。

只是原鄉地區社工專業招募不易，性侵害防治專業知能也有所不足，一旦執行家暴服務不力，就可能會造成受害者權益受損。加上施行法律有其限制性，若無法回應部落文化的形態，受害者若採取法律行動，往往被解讀成破壞家庭完整性，更容易讓受害者卻步。

高鳳仙委員指出，如果社工是漢人，原住民也會比較排斥，不肯接受其提供的援助，會認為還是讓長老會議來解決；但如果找原住民擔任社工，也可能會因為部落人際關係緊密的困擾，面臨社工專業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倘若性侵害防治中心及家婦中心能夠緊密連結及協調分工，將有助於建構原住民族性侵害防治機制，提供更適切的協助。但衛生福利部指出，各地性侵害防治中心雖有意與當地家婦中心合作，聘用部落當地專業人員就近提供性侵害被害人相關服務，但仍有家婦中心無意願投入前端危機服務工作，僅限於接受家防中心結案個案之後續關懷處遇服務。

原民會指出，家婦中心工作項目從出生到死亡，連結原鄉到外部資源，以及後續關懷，故家婦中心合作以通報、轉介及後續關懷等與家防中心合作，如執行第一線的服務會有困難。顯見衛生福利部與原民會對原住民族性侵害問題之處理意見及合作業務期待存有落差，連結及協調分工仍有待加強。

對此，衛生福利部於接受約詢時提出具體建議，建議原民會可將資源連結合作項目納入評鑑項目，引導家婦中心朝向此方向來進行。衛生福利部每2年的社會福利考核，也會加入與家婦中心合作為額外加分項目，二單位都做一些努力，前端宣導由家婦中心及原民會為主體較佳，後端由家防中心、警方或家婦中心介入，分工及流程由該部來處理。

調查結果認為，原民會與衛生福利部允應共同檢討分工及研訂處理流程，透過辦理性侵害防治教育、落實責任通報及周全被害人保護並落實加害人處遇監督機制，以提昇原住民族性侵害防治效果。

高鳳仙委員認為，家婦中心與性侵害防治中心橫向聯繫不足的問題，確實有必要加以改善。如社工人員往往擔心在通報之後，會失去原住民對其的信任，對往後工作有所影響，此時就可以讓性侵害防治中心負責通報的事宜，而且在防治中心的協助下，家婦中心的社工也可以更瞭解扶助制度，充分照顧原住民族的權益。

文化不能作為施暴藉口 法治社會才能保障人權
調查最後，針對衛生福利部及及組織再造前內政部自99年以後對於原住民遭性侵害之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不僅大幅減少，而且不及非原住民的10％，復未針對原住民遭受性侵害問題之特殊性與處理困境作深入調查及提出有效防治對策，核有不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從調查過程中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經濟的弱勢、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偏鄉部落資源缺乏等制度面、結構面的問題，往往會對相關性侵害防治福利資源的輸送或法律宣導教育的推廣造成阻礙，長期下來更容易導致原住民族性侵害問題的惡性循環。

因此，相關工作人員於處理原住民遭性侵害問題的預防與處置的事務時，常要面臨依法行政與尊重部落文化之兩難。社工人員與部落、案家的關係變化，也可能會因為原鄉社工人員具有部落成員與社工人員的多重身分，因角色不同，部落族人的期待也不同，造成原鄉社工人員遭受質疑、責難與批評的多重壓力。

高鳳仙委員指出，現今的法律制度及公權力欲進入原民社會也常面對頗大的壓力，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不應將漢人的法律帶入原民文化。也許現今法律制度與原民文化部分存有扞格，但文化不能成為施暴的藉口，透過法律保障人權的普世價值，才是保護被害人的直接途徑。即使是兩小無猜的合意性交，考慮到未成年者的思考意願能力及身體成熟度，若是為了配合習俗而修改法律，反而可能適得其反，造成更嚴重的歧視或誤解。

部落文化雖然應該要予以尊重，也不能損及被害人權益。因此，唯有讓衛生福利部、原民會及內政部警政署相關工作人員，於辦理原住民遭性侵害的預防與處置相關事項時，針對法令執行、原住民文化及社會工作專業知能等問題，接受跨文化教育訓練，以培養文化敏感度，並對原住民加強宣導相關法律規定與服務措施。

如先瞭解各種情況，有無地理因素考量，如偏遠地區可能缺乏可近性及立即性需求的緊急庇護機制，若庇護處所不足，或是過於明顯，或太過遙遠，也都不利於性侵害事件之處理。

此外，通報之後還要如何考慮部落特性，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如蒐證、提供扶助、訴訟等，並讓原住民先瞭解有什麼制度可以提供協助，而且制度設計還要考慮文化因素，如偏鄉位置、族群關係等，建構以部落為主體的性侵害防治網絡，並加強跨部門的橫向聯繫，才是解決原住民性侵害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