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前檢察官徐仕瑋因辦案稽延情形嚴重，且於104年3月間為清理積案，將大量偵字及他字等案件交由檢察事務官辦理，嚴重懈怠職務並濫用對於檢察事務官之指揮權限，其廢弛職務情節重大，經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決議後，由法務部移送監察院審查，監察院前於106年1月對徐仕瑋提起彈劾，監察委員林雅鋒、劉德勳另於昨(15)日提案，經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決議通過調查報告，並糾正法務部及臺北地檢署，要求檢討改正現行檢察事務官制度之運作。
法院組織法於88年修正後，新設檢察事務官制度，係為襄助檢察官辦理偵查事務，提升檢察機關內部偵查機能，間接促進偵查品質，但檢察事務官依法視為司法警察官，僅具偵查輔助地位，非等同檢察官分身，二者間職務分際不容混淆，然實務運作現況，卻產生諸多違失。
糾正案文首先指出，依「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第4點第1款之規定，法務部認可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卷證分析報告」，可以使用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緩起訴處分書、不起訴處分書或他字案簽結公文等結案書類格式，來擬具「卷證分析報告」，再經由電腦程式轉化格式後，由檢察官蓋章轉換為結案書類，即可用來報結案件，如此將使「卷證分析報告」與檢察官結案書類實質等同，可謂是變相容許檢察事務官可代替檢察官撰寫檢察書類結案；又該要點第4點第5款「例行性事務」明定，在檢察官指揮下，可由檢察事務官全程辦理，而該事務之內涵，法務部則委由各地方檢察署因地制宜，訂定事務類型，形同將偵查中某特定類型案件，明定容許檢察事務官實施偵查、提起公訴等作為，甚至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明定，部分「例行性事務」案件，於檢察事務官收案後，得自行負責偵查並結案，實質造成檢察官只剩下蓋章功能。上述情事均與法院組織法修法設置檢察事務官制度之目的有違，核有嚴重違失。
此外，臺北地檢署未明確規範檢察事務官辦理案件類型及數量限制，放任檢察官可無上限地將案件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作為清理積案之方法，已然不妥。復就徐仕瑋檢察官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之案件，原應於檢察事務官辦理完畢後，交還檢察官，檢察官再製作檢察書類原本；但監察院調查發現，約計16件案卷之檢察書類，其原本製作日期，均於檢察事務官辦理完畢及簽結日期之前，檢察書類原本與「卷證分析報告」內容一字不差，除可推定該案件是由檢察事務官獨立完成該檢察書類外，亦突顯該署之各層級監督體系未能確實管控辦案品質，以致未發覺案卷文書之時序錯誤，與實際辦理情形不符。此外，上述徐仕瑋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之部分案件，於法院審理後，由法院後續之處置作為，可推定偵查作為未落實被告於偵訊階段之訴訟權益保護，臺北地檢署實有怠察之失。
而在個別檢察官積案過多時，臺北地檢署檢察首長未依法官法第93條及第94條等規定，行使相關之指揮監督權，任由積案過多之檢察官將大量案件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104年3月間徐仕瑋交辦案件中，其中71件經交叉比對，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卷證分析報告書與徐仕瑋製作之檢察書類，共有68件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約為96%。可見檢察事務官幾已成為檢察官之分身，實際代行檢察官偵查職權，進而由檢察事務官製作「卷證分析報告」，使檢察官得輕易轉製成檢察書類報結，造成職務分際混淆，臺北地檢署核有嚴重違失。且該署對於檢察官將大量案件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之情形，未列入檢察官職務評定之考據，形同默許上開混淆職務分際之作為，對於用心辦案之檢察官亦不公平。監察院針對上述情形，對臺北地檢署提出糾正。
監察院歷來也收受不少陳情書，質疑檢察事務官能否代替檢察官辦案，而在本案調查過程中發現，檢察官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之刑事案件，檢察事務官未顯名於檢察書類，現行實務偵查階段開庭時，因未標示庭上之人究為何人，故被告未必知悉偵查庭中進行詢問者為檢察事務官。倘因此致令被告無從或難以知悉承辦檢察事務官為何人，與104年2月4日修正後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5款之規範意旨相違，該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已增訂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因該案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得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故現行實務作法，將妨礙被告之再審權益；而且偵查中，若未使人民清楚辨認究竟是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是檢察官訊問，對其自身權益亦有顯著影響，法務部允應檢討改進。